4月17日第六次典籍研讀會紀要

時間：99年4月17日(六)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視聽教室(勤大樓四樓)
標題：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典籍研讀會－第六次研讀會議
導讀者：吳大昕 先生（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本次典籍研讀會由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吳大昕先生擔任導讀，關於《明經世文編》中的禦倭史料：朱紈，〈海洋賊船出沒事疏〉、徐階，〈論發兵征倭〉、徐階，〈人言始末〉以及歸有光，〈備倭事宜〉。
吳大昕先生首先指出，倭寇在明代的出現與海防的施政有極大的密切關係，但是明朝幅員廣大，海岸線也相當地長，即使實施海禁也無法有效地產生海防的效果；在朝廷與地方官員眼中，海防與禦倭立場卻各不相同，而產生了應變不及的狀況，在此，我們可以朱紈，〈海洋賊船出沒事疏〉、徐階，〈論發兵征倭〉、徐階，〈人言始末〉以及歸有光，〈備倭事宜〉四篇史料來進行點讀，釐清當代對於海防的應對與舉措。
首先，朱紈的〈海洋賊船出沒事疏〉一文中，翔實地鋪述了嘉靖年間，海防體系的運作。吳大昕先生認為，文中幾乎以「編日」形式的載記來看，明朝海防體系監控海面的過往船隻相當地詳細，不只將船隊的大小、數量、配備等描述的相當清楚，還將來去的方向加以探測，接著傳遞到整個沿海海防的管區中。但監控詳細並不代表海防體系的完整，吳大昕先生指出，朱紈的文章中，反而顯示明代海防的侷限性，即使發現倭寇船隊或海盜船隊，也僅止於「陸續飛報」而已，鮮少主動出擊加以攔截；若有出擊，也是針對落單船隻或規模小的船隊。此狀況下，可以說明代海防體系，幾乎無法確保海上的安全，何況遭受倭寇的侵擾？
接著，吳大昕先生運用了《明實錄‧世宗實錄》、《大明律‧兵律二》來補充明嘉靖時期，對於海防的軍政與備倭的制度資料，並從徐階的〈論發兵征倭〉、〈人言始末〉二文來考察朝廷的應對措施。吳大昕先生指出，徐階二文顯示了北京當局認為倭賊會「歲餘始散」，故「調度無用」，而與主張積極出兵的徐階有了重大的爭辯。二文雖短，但卻淺而易見中央朝廷對於海防體系的漏洞和兵事的輕重緩急是模糊不明的。而歸有光的〈備倭事宜〉更能反映地方士紳對於倭寇來犯，官軍調動無度，朝廷調動大軍鎮壓，但地方、中央指揮不能統合，事不竟功，反而造成擾民的後患。在綜合討論的過程中，與會學友接對於明朝的海防體系相當有興趣。王德毅教授、濱島敦俊教授先提出校讀上的句讀問題，發現一字句斷不同，整個史料中記載的行軍路線似乎改變甚大，應配合地圖相互檢視、印證。徐泓教授則指出，整體來看，嘉靖年間的備倭失敗，癥結在於中央、地方沒有一個共同的溝通機制，因此大軍開到當地，即使兵精糧足卻各自為政，無法得到戰爭的先機也是白搭。吳大昕先生則補充，依照他的研究，倭患是否可以有效的處理，與中央軍隊和當地士紳的友好合作是密切相關的，其要點不在於兵員的補給或糧草的募集，反而是「情報」上的掌握和判斷了。

第六次典籍研讀會訊息

主講人：吳大昕 先生
時 間：民國99年4月17日（星期六）15：00
地 點：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視聽教室（勤大樓四樓）



此次邀請吳大昕先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擔任導讀，閱讀《皇明經世文編》中關於「倭寇」之史料：朱紈，〈海洋賊船出沒事疏〉(第三冊，頁2161-2162)、徐階，〈論發兵征倭〉(第三冊，頁2544-2545)以及歸有光，〈備倭事宜〉(第四冊，頁3110-3112)。


朱紈〈海洋賊船出沒事疏〉.pdf
徐階〈論發兵征倭〉.pdf
歸有光〈備倭事宜〉.pdf
徐階〈人言始末〉.pdf

3月27日第五次典籍研讀會紀要

時間：99年3月27日(六)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視聽教室(勤大樓四樓)
標題：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典籍研讀會－第五次研讀會議
導讀者：朱鴻 教授（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本次典籍研讀會由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朱鴻教授擔任導讀，關於《明經世文編》中的宗藩史料，張居正，〈請裁定宗藩事例疏〉(第四冊，頁3471-3473)、戚元佐，〈議處宗藩事宜疏〉(第五冊，頁4198-4204)及何起鳴，〈條議宗藩至切事宜疏〉(第六冊，頁5543-5547)。
張居正、戚元佐、何起鳴的三篇選文代表了明朝世宗、穆宗、神宗三朝宗藩問題的嚴重性與迫切性，也是《明經世文編》中相當重要的史料。朱鴻教授首先交代了三篇選文的時代背景及歷史因果，並校讀了選文的行文章句。朱鴻教授準備了相當豐富的史料進行選文的解讀，比如利用《明實錄》中的《世宗實錄》、《穆宗實錄》、《神宗實錄》來檢視三篇選文的奏議時間與朝廷應對的方式，朱鴻教授指出《明實錄》的運用雖還不能完整呈現史事的全貌，但卻可以運用其時間記載的精確性，來輔助三篇選文中陳述的歷史景況。
在校讀何起鳴的〈條議宗藩至切事宜疏〉時，朱教授補充了《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中的〈宗藩條例〉部分，帶領與會學友們瀏覽宗室載明代的種種禮遇以及成為財政包袱的直接因素。接著，在校讀戚元佐的〈議處宗藩事宜疏〉一文時，朱教授參照了《國朝典故》中的宗室史料，指出宗藩之惡並非只是財政無法負擔一項，還伴隨著繁衍人數過多造成的社會、風俗倫理上的問題，這在嘉靖前已成為大多數臣子避而不談的歷史事實，而到了張居正任相時已成為尾大不掉、迫在眉睫的國家問題。因此在張居正的〈請裁定宗藩事例疏〉一文中，可以發現朝野對於宗藩問題改善之方法皆有定見，可見其事在士大夫心中早就察覺並且有應對之法，只隱忍未發矣。最後，朱鴻教授綜合三篇選文為本次研讀會下了一個小結：朱教授認為明代宗藩問題似乎在開國時期便種下了禍因，明代各朝皆有能人志士觀察到此問題的嚴重性，但諱於「天子貴胄」之身分，難以完整的發聲，張居正、戚元佐、何起鳴三人的文章不僅可代表集體知識分子看法由來已久，但更可看出當時的解救之法錯過時機，已是難上加難，明代制度之僵化，也從宗藩問題顯現的更為明澈。在綜合討論的過程中，徐泓教授先指出，當代讀書人該是如何看待這個「宗藩」的？張居正、戚元佐、何起鳴的文章代表了知識份子們站在國家興衰立場來看待的，但統治階層卻多認為宗藩為「家事」，所以，在他們提出問題的當下，卻已經做不到改變、改革的可能性極高，這也是自古改革皆然不成功的重大因素；而呂士朋教授則認為明代宗藩看似多是坐吃山空、不事生產的「米蠹」，但也有在文藝界、科技界的成就，這方面也是值得肯定的。會中討論相當的熱烈，另外還有王德毅教授提出句讀、錯別字的校正，也指出清代所謂的「親王」子孫到清末時期，也有悽慘的一面；令人有不勝唏噓之感，也為本次研讀會主題做了一個註腳。